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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 玉器 瓷器 杂件 修复 科鉴 收藏爱好者线下交流阵地/////// 河南博物院自民国十六年在冯玉祥的主导下建立，距今已有八十多年历史， 抗日战争期间，河南博物院的部分珍贵文物几经辗转最终被珍藏在台湾国立 历史博物馆。大陆的河南博物院馆址几经变更，旧址位于开封市龙亭区三胜 街31号，新馆于年开放，馆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带翼铜铃 ▲带翼铜铃 带翼铜铃，铜器，夏代，高9厘米。年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年春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展开了第五次科学发掘，在对位于第V发掘区T33D发掘时，发现了墓葬M22，其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该墓共陶器、铜器、绿松石等器物14件，这件带翼铜铃则是墓葬中唯一的一件铜器。 铜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有舌器具，该器的发音为摇动铃舌而发出响声，为口部向下的“悬鸣”乐器，在古代属于八音之一的金类，常见于墓葬的随葬品中。而铜铃的形状有些像钟，但比钟要小得多，因而后来的钮钟在铭文中就常自名为“铃钟”，《广韵》上也称铃“似钟而小，古谓之丁宁，汉谓之令丁。”《说文》载：“铃，令丁民。” 铜铃的前身应是远古时代的陶铃或陶摇响器。这类陶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早在二里头铜铃之前的远古时期，河洛地区就已经出现陶铃。年，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铃（图九），采用细泥红陶捏制而成，其表面磨光，铃体为圆台形，上实下空，圆顶，平口，肩下两侧各有一斜孔直通铃体内，顶上有圆钮。 ▲带翼铜铃底部 “妇好”鸮尊▲“妇好”鸮尊 妇好”鸮尊，青铜器，商代晚期，通高46.3厘米，重16千克。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妇好”鸮尊共有两件，另一件高45.9厘米，重16.7千克，形制、纹饰、铭文亦基本相近，为一对，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鸮尊整体为一昂首挺胸鸮形（鸮，也作鸱鸮、鸱枭，是中国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鸮小耳高冠，圆眼宽喙，双翅并拢，粗壮的两足与下垂的宽尾构成三个支点。鸮颈后有鋬，头部后面开了一个四分之一圆形的口，上面有盖，盖前端有一站立状的鸟，鸟后有一龙。鸮尊器身饰有繁缛纹饰，整体以雷纹衬地，蝉纹、双头怪夔、饕餮纹、盘蛇纹等交互使用。喙的表面和胸部饰蝉纹，颈两侧各饰一身两头的怪夔一条，两翅前端各有盘蛇一条，颈后部、盖面饰饕餮纹，鋬下、尾上有鸱鸮一只。妇好鸮尊器口下内壁有铭文“妇好”二字。▲“妇好”鸮尊底部 妇好”鸮尊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铜尊。作器者把丰富的想象与合理的夸张相结合，巧妙地以动物为题材，塑造成实用礼器，既有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又有艺术的概括处理。鸮尊生动的造型、繁缛的纹饰，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是罕见的艺术品。 青玉虎形佩 ▲青玉虎形佩 青玉虎形佩，玉质，春秋早期文物，两件，一残长13.7、宽7、厚0.18厘米；另一长14.2、宽7.2、厚0.2厘米。年河南信阳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出土，河南博物院藏。年4月10日，信阳市光山县宝相寺上官岗砖瓦厂在动土中发现古墓一座，考古工作人员对这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这是一座春秋早期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大量了包括青铜器、玉器、竹木漆器等在内的珍贵文物。其中，这对青玉虎形佩就出土在一号木椁中，其主人为黄君孟。这对青玉虎形佩为青玉质，但虎头和虎背局部为墨色，身体个别部位还有黑斑。对开成形。虎形佩呈扁平状，一面光素无纹，另一面饰虎纹。虎张口，作爬行状，尾下垂，虎背立一小虎，大虎背和小虎口处共有一个圆形穿孔可供系佩。这对虎形佩局部都有残断，上面一只佩尾巴和后爪残断，残长13.7、宽7、厚0.18厘米；下面一只的下颚和前爪稍有残破，长14.2、宽7.2、厚0.2厘米。这对玉虎形佩体现了春秋时期制玉工艺的典型特点，整体突出造型，造型巧妙，大虎背上突出小虎头，小虎头的嘴部桯钻成孔，既表现出了小虎的形象，又可作为穿系佩戴的孔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被古人视为神圣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物。因此，历代各种虎形雕塑多有出现，古玉雕刻艺术当然也不例外。春秋时期，采用玉片雕刻成对或多件虎形佩饰，图案均匀分布，形象生动准确、饱满，具有一定时代特色。春秋时期，中国玉文化进一步融入了儒家思想，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君子比德如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君子必佩玉”等。这种观念如果归结为一个字，那便是“德”。因此，作为春秋时期重要玉器种类之一的玉虎形佩便同时兼具“礼”与“德”这两种神圣的含义。三彩贴花炉 ▲三彩贴花炉 三彩贴花炉，陶器，唐代，高16厘米，口径15厘米，腹围70厘米。年7月河南省郑州市巩义黄冶遗址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三彩贴花炉，巩义黄冶窑出土。整件器物造型浑圆饱满。白陶胎，侈口，短颈，口沿部向外翻转成弧形，口沿上遗留有三处支烧痕。肩部饰有两条非常浅的弦纹，腹部鼓起，圜底下有三个外撇的兽蹄足，呈三足鼎立之势。在器身中上部施有浅色黄釉及蓝釉，下部施褐色釉。炉的肩、腹部采用贴花工艺各贴塑四朵花卉和宝相花图案作为主题纹装饰。 ▲三彩贴花炉上的贴花图案三彩炉肩部的花卉浮雕，整体左右对称，上部是团簇状花蕊，两侧为卷曲的花絮，中间满布竖线形花絮，下部饰叉形花托，组成一个桃形花卉装饰。贴花工艺使得器物表面凹凸不平，呈现出较强的立体感；贴花上施彩釉，釉层聚散薄厚不一，色彩浓淡深浅各异，彰显了三彩制品的无穷魅力。 ▲三彩贴花炉足部三彩贴花炉整体塑造的丰润饱满，贴花图案构图精巧、做工精细，富有浓郁的装饰效果；交错的釉色浸润流淌，色彩艳而不俗。它的造型与色彩构成了丰富的艺术语言，诠释了大唐的审美风尚，是为唐三彩艺术品中的杰出代表。 郑国东周祭祀遗址编钟▲郑国东周祭祀遗址编钟郑国东周祭祀遗址编钟，青铜乐器，春秋中期。镈钟4件：通高34.40～25.80厘米；铣长27.30～20.70厘米；舞修18.70～14.40厘米。钮钟20件：通高29.10～14.10；铣长23.70～11.20；舞修13.50～6.30厘米。年河南省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郑国祭祀遗址编钟出土现场郑国是春秋以来兴盛起来的诸侯国之一，曾以“郑声”闻名于世，新郑郑国祭祀遗址青铜乐器的发现，以年底至年10月郑韩故城东城西南部原中国银行考古工地发掘最为宏大，陆续出土窖藏编钟9组，数量共计枚。（图一）这一批编钟各组的形制基本一致、铸造规范，制作产生的时代也较为集中。钟悬规则一致，为二十件钮钟和四件镈钟的编列组合。对于研究春秋郑国一带编钟的制作、音乐性能和礼乐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乐器是音乐发展、流变的主要物质载体，它负载和体现着中国音乐发展的脉络和丰富的信息。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走向变革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人们逐渐从传统礼乐制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创造更加关乎人本身和追求思想精神的音乐。青铜乐钟作为贵族礼乐制度的重要承载物，其功用和内涵，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延展。随着近些年来音乐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特别是东周时期众多不同形制、不同编列方式的青铜乐钟群的发现，正在改写中国先秦音乐的历史。而对这些编钟功能和演奏的复原研究，也支撑起中国先秦音乐音响的重构空间。随着新郑音乐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结合有关中原东周时期古代文献记载，为我们深入探寻中原区域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指明了路径。 玉虎形跽坐人像▲玉虎形跽坐人像玉虎形跽坐人像，玉器，商末周初，高5厘米，宽2.5厘米，厚2.8厘米。年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的玉虎形跽坐人像，年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该墓出土铜礼器多带铭文“长子口”，应是墓主人名字，故称长子口墓），此墓时代大致属西周初年，墓中不少器物表现出了商末周初的特征，对研究殷周之际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墓中出土各类器物近件，其中不乏文物精品，玉虎形跽坐人像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件。 ▲玉虎形跽坐人像背面玉虎形跽坐人像，发现于长子口墓北椁室铜圆斝内，绿黄色，顶部有褐斑，顶端微沁，微透明。整个玉人用圆雕手法雕刻。造型独特，从正反两面看呈现不同的内容 郢爰金币▲郢爰金币郢爰金币，金质，战国时期，横3.8厘米，纵4.2厘米，重74克。年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古城村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年秋，由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古城村群众挖出，同出者还有郢爰、陈爰、马蹄金及大量的金饼碎块等，均置于一件铜鼎之中。该县文化馆征集后，同年十一月交于河南博物院。 该文物通体呈平版状，边缘有切割痕迹。正面略内凹，钤有“郢爰”二字阴文方印四枚整印，两枚半印。背面较平。 郢爰金币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黄金铸币，亦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黄金货币。早在宋代李石《续博物志》和沈括《梦溪笔谈》中都曾有过记载，惟将两字释为“刘主”，清代李兆洛《凤台县志》中所记与上述相同，仅将篆文改释为“主刘”，均认为是淮南王刘安的药金。清代吴大徵《权衡度量实验考》和方浚益《缀遗斋彝器考释》才将此二字释读为“郢爰”。尽管至今学术界对“爰”字仍有不同的解释，但根据“郢”字，将其考定为楚国的货币已是确定无疑。因此，它是研究我国古代货币史和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实物。 舞阳贾湖骨笛▲舞阳贾湖骨笛舞阳贾湖骨笛，骨质，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长23.1厘米，年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这是一支来自年前的笛子，出土于河南中部淮水上游流域的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它以飞禽中空的尺骨制成，可以演奏出近似七声音阶的乐曲，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管乐器。它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起源的时间和历史，是中国音乐文明史的奇迹。 ▲舞阳贾湖遗址M出土现场从贾湖骨笛的出土位置和保存使用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骨笛应是墓主人最为珍贵的器物。如果这些拥有大量随葬品的墓主在整个聚落中身份特殊，那么骨笛本身不是单纯的乐器，更不是召唤异类和狩猎的响器，它必定用自身发出的乐音来沟通神人，述说整个氏族心声和祈求。 梁姬罐▲梁姬罐梁姬罐，青铜器，西周晚期，通高11.8厘米、口径8.1厘米、腹径9.4厘米、腹深6.2厘米，重0.75千克，年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虢季夫人墓出土，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博物馆藏。 ▲梁姬罐铭文 这件青铜小罐发现于年，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考古工作队（现名三门峡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在编号为的墓中清理出土的。该墓出土青铜器件，玉器件颗，其中实用铜礼器26件，计有鼎5、簋4、鬲8，方壶、甫、小罐各2，盘、匜、方甗各1，未见乐器。五鼎四簋的铜礼器组合比之M虢季墓七鼎六簋铜礼器组合，正符合“夫人礼降一等”的体制，而且M还陪葬有大型的车马坑，享用重棺单椁的葬具，所以发掘者认为该墓是M虢季的夫人墓。 虢仲盨 ▲虢仲盨 虢仲盨，青铜器，西周文物，通高24.3厘米，腹长30厘米，宽20厘米，年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M出土，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博物馆藏。▲虢仲盨及其铭文 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与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在上村岭虢国贵族墓地抢救性发掘了一座西周大墓（编号为M）。该墓出土器物十分丰富，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M墓共出土44件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其中40件器物上铸有虢仲自作用器的铭文，4件器形硕大的青铜盨是为他人作器。该青铜盨呈椭方形，口稍敛，鼓腹圈足，兽首双耳，圈足正中有弧形缺，盖隆起，可以卸置，上有四个不相连接的翼形钮。钮上饰回首夔龙纹，盖沿、器口沿和圈足均饰S形窃曲纹，盖顶和器腹饰瓦垅纹。器盖、器内底有铭文14字：“虢中（仲）乍（作）虢妀宝盨，子子孙孙永宝用”。中即仲，为排行，“虢仲”是作器者。妀同妃，虢妃应是嫁到虢国的妃姓女子，是器物的所有者。属于虢妃的器物陪葬在虢仲的墓中，说明两人关系一定十分密切。银空首布 ▲银空首布 银空首布，银质，货币，春秋时期，长10.5厘米，宽6厘米，重.1克，年河南省扶沟县出土。▲银空首布俯视图 年8月，在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发现了两件锈结在一起的铜器，上为铜鼎，内盛银币十八块；下为铜壶，内盛金币三百九十二块。铜鼎内的银币皆为布币，有实首布与空首布两种，依据布身长短可分长中短三型。这一件属于短型空首布，呈长方型铲状，平肩，銎部为椭圆形内空，两肩各有一锥状突起，平足。该处系范的冒口，故有冒口银的遗留。布首因浇筑时有冷隔现象，故有二气孔。其形制源自中原周、晋、郑等国铸行的空首弧足铜布，同时又保留了楚国货币平足无文的特征，表明楚国不仅使用金爰与铜贝，同时也铸行布币。该银空首布的出土，对研究中国使用贵金属造币及楚国的币制和度量衡，具有重要的实物依据。从铜布币的演变规律看，布币的时代越早，越接近于生产工具的形状；考古发现的实物也表明，空首布早于实首布，并从短型布到中型布，再到长型布，布首逐渐相对变短，布身逐渐变长。这件空首银布币的时代早于春秋晚期，至迟为春秋中期。崔祐甫墓志 ▲崔祐甫墓志 崔祐甫墓志，唐建中元年（年），高、宽皆为，厚21厘米，洛阳出土，河南博物院藏。▲崔祐甫墓志盖 崔祐甫墓志志石呈四方形。盖为盝顶，顶篆书“有唐相国赠太傅崔公墓志铭”3行12字，四周阴刻花草纹。志文隶书，38行，行42字。首行题“有唐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常山县开国子、赠太傅、博陵崔公墓铭并序”。首2行题：“吏部侍郎邵说撰文，前河南府颖阳县丞徐珙书，国子丞李阳冰篆盖”。▲崔祐甫墓志志石 志载崔祐甫生平事迹，包括先祖四代世系、科举取仕、历任官职及卒年葬地。据志：公讳祐甫，字贻孙，代为冠族。“高祖，隋赵王府长史弘峻；曾祖，皇洛县令俨，大父；库部员外郎、汝州长史、赠卫尉少卿皑；列考，中书侍郎、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孝公沔”。祐甫幼年凭贵胄子弟可入崇文馆就学，但他不屑门荫入仕之道，曰：“此朝廷赏延所及，非身扬名之道。”竞不之就。“年二十五，乡贡进士高第。时辈多朋党请谒，以务声华，公独不然，端居以得之。调补秘书省校书郎，转寿安尉。”撰者就此赞扬了祐甫不慕虚荣，务真求实的品德。注：以上图片与文字来源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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